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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40周年征文选登

家书

2019年01月21日14:37 | 来源:中国台湾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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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家书

  归乡不知期,才是真正的乡愁。正是1979年元旦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让我们这些台湾的游子看到了回家的曙光。

  我1948年离家,1949年辗转流落台湾。两岸长期隔离,音信不通,更没有通邮的机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思乡之情与时俱进,愈来愈强,甚至到了白天不能进食,夜晚难以入眠的地步。

  家书就是一剂医治思乡之痛的良方。自从我到了台湾,就给家里写信,虽然寄不出,但我还是要写,因为我害怕忘记。我把小时候的所有记忆都写出来,把家乡周边村落的地名都写上去,把家里人的出生日期、村上人的名字、家里的猫狗树木都写出来,我写了整整一大箱子的信。

  《告台湾同胞书》播出时,两岸还没有解禁,尚在敌对状态之中。我和国外的同学正是通过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首次看到了大陆政策的重大变化,我们判断,海峡两岸形势有了缓解的迹象。于是我决定写一封真正可以寄出的家书。

  1979年8月,趁去西班牙开会之机,我鼓起勇气,给家乡的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。我一提起笔,感情的潮水就决了堤,眼泪止不住哗哗哗地流。信根本写不下去。写字的手总是抖,放声大哭了几场,心情才得以平复。

  信是写好了,写信封又犯难了。离开老家时,还没有邮编一说,我不知道老家的邮编是多少,更不知道这三十年来家乡的行政区划有没有变化。思量再三,我在收信人地址一栏写下了“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”这个地址。收信人写的是母亲宋书玉。为了避免给家乡的亲人带来麻烦,信中我没敢说出我所在的台湾地址。

  在西班牙开会时,本想托大陆代表把信捎回去,可终究未能如愿。万般无奈之下,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,是他代我从美国发出了这第一封家书。

  1980年5月12日,我接到大姐从广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。这是我到台湾三十多年来接到的第一封家书。从信中得知,我的母亲已于1978年1月20日去世,奶奶和姥姥也都去世了。这让我感到无限的悲痛和哀伤。

  姐姐在信上说:“母亲在去世之前,曾一再说道,希望在离世之前能够见到春生(高秉涵乳名)一面。她是睁着眼睛走的,她走时是不甘瞑目的,她虽睁着眼睛,但最后仍然没有机会看见她的爱儿春生的到来,她是在悲痛中走的,在遗憾中走的。”看到这些,我愈发伤心难过。母亲走了,她是带着牵挂走的,是在饮泪含悲中走的,留给我的是终生的愧疚和遗憾。我一直恨自己,为什么不早上几个月寄信给母亲呢,那样她就可以看到我的信了,也许她看到我的信,知道她的儿子还活着,她可能就会等着我,等着我回来。

  接到大姐来信后,我就想,再也不能让晚了一步的事情在我们姐弟中重演。但是,海峡两岸依然处在冷冻时期,台湾当局不允许我们这些人回乡探亲,令我感到痛苦焦急不已。大姐住在广州,身体有病,出门远行有一定困难,但距香港最近。台湾当局允许公民出境到外国和港澳地区旅游。经过一段时间运作,并反复与大姐商议,我们约定在香港晤面。

  1984年7月9日,在香港绿园大饭店酒店门口,我和我的大姐终于得以团聚。历经沧桑,当年的青春少女,如今已是残年的驼背老妇,我这个玩童也已年逾半百,两鬓斑白。

  我们姐弟相拥而泣。我紧紧抓着大姐瘦弱的双手,心跳不断加速,泪如泉涌。三十多年的隔海相望,多少思乡念祖的苦痛涌上心头,伤悲和兴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,多年闷藏在肚子里欲向家人倾诉的千言万语,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大姐时而紧抓我的双手,时而抚摸我的脸庞,激动得泣不成声。

  这个动人心魄的场面,也让绿园大饭店的几个服务人员泪流满面,止不住地低声哭泣。(高秉涵口述 孔立文整理)

(责编:刘洁妍、杨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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